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

跟随中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反弹以及IPO泡沫，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也出现非常严重的泡沫，我的诸多从事该行业的朋友向我诉说的同一个苦恼，竟然都是手上钱太多，需要马上投出去。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

我们已经听到四处缺钱的声音。接下来，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复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增加的抛售队伍反复推低资产价格。从短期看，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除了降价销售，抢先一步争取现金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在所有经典的泡沫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所谓信任而导致的软约束特征，只不过，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和突出。在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之间，中央政府的确无法做出一边倒的决策。

那些为债务所迫急于筹集现金的机构与个人将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资产的重估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翻转，使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着被反复推低的重大风险。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

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我们呢？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

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国企和民企、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都能做好的，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1号高炉，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还亏损了50亿元。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

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更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择校费这些极具创新的费用。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

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想说的是，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

这不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吗？我们的产业振兴，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一年产量才7181辆，这不是在放卫星吗？还有保障房建设，各地一窝蜂地开工，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资金怎么周转、怎么回笼？本来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遍地停工的局面。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

我们坚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我们总说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

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更是使我们的国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进入 郎咸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大目标，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跃进式的目标，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大跃进式的。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房地产最有意思，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

除此之外，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

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我告诉各位，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我在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这四大错误思维。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不要总把公与私对立起来，公与私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三、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了新教条主义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

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推行以药养医。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我在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这四大错误思维。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